《河洛精蕴》注引

南宋朱熹与蔡元定并近世学者“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，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”而著《易学启蒙》四篇：本图书一、原卦画第二、明著策第三和考变占第四。元明之际，《易学启蒙》皆立于学官，有“不刊之书”美誉，甚至有质疑者亦不敢置喙于是书。清初朴学兴起，黄宗炎、毛奇龄、胡渭等方始訾其舛误。至康熙帝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《御纂周易折中》收《易学启蒙》于十九与二十卷中之后，形势又有所回潮。江永此书撰于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前三卷“河洛之精”皆本《易学启蒙》及《御纂周易折中·启蒙附论》而发挥，间有个人发明处，亦不乏讥讽朱熹“不见造化之妙”“欲发明之而未昭晰者”“图不能与书通，卦不能与数合”等言语。此则不但是对朱熹发难，更是对《御纂周易折中》的“大不敬”。后来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开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收录了江永《周礼疑义举要》七卷、《仪礼释宫增注》一卷、《仆礼训义择言》八卷、《深衣考误》一卷、《礼书纲目》八十五卷、《仪礼释例》一卷、《春秋地理考实）四卷、《群经补义》五卷、《乡党图考》十卷、《律吕阐微》十卷、《古韵标准》四卷、《四声切韵表》一卷、《考订朱于世家》一卷、《近思录集注》十四卷、《算学》八卷续一卷等书，却单单不收其《河洛精蕴》，其原由可想而知。而江永于耄耋之年撰写此书，更是有其身后之考虑。今天看来，朱熹的《易学启蒙》亦有牵合附会之病，而江永大胆为之“朴苴而张皇”之，的确是必要之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