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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的悖论》的读者笔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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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帝废除肉刑之举,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它首次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肉刑废除,是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,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。同时,改革还体现了文帝对刑罚目的的新认识:刑罚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,还在于改造罪犯。文帝充分认识到刑罚的教育功用,为罪犯开辟了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之路,因而文帝的改革被后世颂为“千古之仁政”。
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各有利弊,当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绝对的报应主义或者功利主义,通行于世的是综合主义,也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,优势互补。而两种思潮也在论战中,不断调整,以适应新的情况。
人是社会性的生物,其行为经常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。
在功利主义者看来,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,在行为之前,人们会权衡利弊,比较犯罪带来的快乐,与可能遭受刑罚的痛苦。如果结论是刑罚之痛大于犯罪之乐,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实施犯罪。[101]
功利主义有两种主张,一是一般预防,二是特殊预防。
功利主义巨匠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名言是:“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”。
报应主义可以满足人们的复仇情感。
另据2020年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》,2020年,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.67岁,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.38岁,2010年这组数值分别为24.89岁和25.75岁。
总之,关于独立性和补充性的矛盾,我的看法是在入罪问题上应当注意刑法的补充性,在出罪问题则应该发挥刑法的独立性。
刑法只保护最重要的法益,超个人的法益必须能够还原为无数个人的人身、财产等重要个人法益的集合,才能为刑法所保护。
因为犯罪而连累家人,法家的做法影响深远。
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有罪外,其他情况均应当视为无罪。
孔子是否说过这话已经不可考,但可以看出韩非子对于轻罪用重刑抱持赞同态度。他很欣赏商鞅“重轻罪”的立场,商鞅认为重罪一般人是很难去犯的,但是轻罪一般人容易去犯,如果用严重的刑罚来惩罚人们容易犯的小错,那自然也就能限制不易犯的重罪了。[94]轻罪用重刑,人们就不敢去实施轻罪,更不敢实施重罪,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没有刑罚。[95]
将株连制度化的是商鞅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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